我们已经开始从文学中分出性别,并定义出“女性文学”这样的概念,开始看出文学性别的差异对文学与人生的影响。“差异”的概念来自于被认知物与记忆的对照,这种对照其实是对旧有的遗留的文学常识的反思。可以这样说,中国当代文学的现代化,从某种意义上说,是在这种差异的推进和认知中不断向前的。
  

中国百年文学中,大量女作家的涌现和大量妇女问题得到前所未有的文学关注,大量两性关系的乡村化都市化和欲望化的多重叙述和多元描写,女性从肉体哲学到灵魂鞭笞,从“拷红”到“审男”乃至于阿Q与吴妈的原初欲念都一一在这种差异中显示着文学的诗学表达,显示着两性文学关系中的深度差异,正在成为文学现代化的题中之义。
  

但是,从女性的词根出发,对之的文学定义其实是大有问题的,貌似尊重而将事关女性性别的文学,从创作到实践都与男性特别区分开来,谋求差异求得平衡以显示公允。看出差异是一种进步,而差异本身则是一种歧视。因之女性文学的定义也就问题丛生—这是长期以来学界的一个错误—是指作者性别,不涉其余?是指文学题材、女性意识?还是两者兼而有之?文学史中并不鲜见这样的现象:一是女性作家和男性作家笔下的女性形象毫无二致,二是男性作家照样可以写出女性意味或女权主义的作品,如郁达夫、叶灵凤等;女性作家也不乏写出阳刚粗犷毫无女性意识的作品,如草明、刘真等革命作家。
  

故“女性文学”更为准确的定义应是“女性书写”,这是社会开放和文学进步予女性的文学尊重,也是现代社会文明通过文学表述,窥视两性差异以走向和谐的理性补充。而把女性问题囿于女性作家性别视野之内,这恐怕不是女权主义的旨意。

问题不在于由谁来书写,在男权时代,女性写作被当作反抗男权的证明,而在女权时代呢?作者的性别并没有特别的意义。
  在主张男女平等而又性别文明尚在消长的现代社会,女性书写才彰显出它独特的意义。也就是说,女性书写本身已然超越自身而成为一面旗帜,一面争取独立平等的旗帜,一个表明社会性别文明程度的文化符号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