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主要是因为曹魏灭亡的前车之鉴。

晋武帝司马炎称帝之初,为何要大封司马家族子弟为王?

要分析司马政权为什么要采用早已经被历史淘汰的“分封制”,就得从曹魏政权的灭亡原因说起。曹魏怎么灭亡的呢?大体说来有以下几个原因。

晋武帝司马炎称帝之初,为何要大封司马家族子弟为王?

一、“唯才是举”的后遗症封建王朝在用人方面有一个共同点:用忠不用贤。就是说,宁可用一头笨一点却听话的猪,也不用勇猛却桀骜不驯的狮子。简言之,猪用着放心,自家江山没有内部威胁,会相对稳固(鸟尽弓藏、兔死狗烹和杯酒释兵权都是这个原因)。

晋武帝司马炎称帝之初,为何要大封司马家族子弟为王?

可是,以务实和经世致用为用人标准的曹操却完全摈弃了这一套,不管出身,不管人品,唯才是举。这集中体现在他的《求贤令》里:“天下未定,求贤之时,若必廉士而后用,齐桓何以霸?今天下行无盗嫂受金,未遇无知者乎?二三子其唯才是举,我得用之(建安十五年)”。“有行之士未必能进取,进取之士未必有行,陈平岂有行哉?苏秦岂守信哉?有司明此义,则士无遗滞,官无废业矣(建安十九年)”。“天下得无高水异质,负侮辱之名,见笑之行,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,其名举所知,勿有所遗(建安二十二年)”。他以管仲、陈平和苏秦等人为例,明确指出,“才”是选人用人的唯一标准——这是一把双刃剑:一方面,曹操凭此白手起家,迅速一统中原;另一方面,造成了曹魏人才集团大规模的“有才无德”,像贾诩、司马懿等人,这群人在曹操麾下都俯首帖耳,但曹操一死,牛鬼蛇神就都蹦出来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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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曹丕的自剪羽翼俗话说:打虎亲兄弟,上阵父子兵。西周、汉初的“分封制”,春秋时期鲁、宋等国的“亲亲上恩”都属于此类,就像现在的家族企业,保证肥水不流外人田。但是,任何事物都有其两面性,春秋的礼崩乐坏、汉景帝时期的“七国之乱”也均源于此。曹丕正是看到了宗室相残的悲剧教训,从一掌权就开始选择性地排挤宗室,或斥、或贬、或炒,反正是自家兄弟尤其是那些能力出众的不受待见。这一点除了著名的因“世子”之争而写成的《七步诗》外,在电视剧《军师联盟》中更有很好的体现,曹洪、夏侯惇等功勋元老都被排挤出权力中心。这种矫枉过正做法的弊端在司马氏篡权的时候暴露无遗:整个朝堂上除了心向司马的就是看热闹的,唯独没有自家兄弟站出来说话(剩下的曹宇、夏侯献、曹肇、曹爽等人除了年老体衰就是纨绔子弟)。

三、曹丕破坏了政治平衡细数中国历代王朝,他们的中前期政权都非常稳固,这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各方权力能实现制衡,或者说“政治平衡”。而这种平衡一旦被破坏,王朝马上就走下坡路。

西汉。宣帝之前,皇权、相权、外戚三方完美制衡,而且历代皇帝都几乎是“立贤不立长”,他们都有能力控制和维持这种平衡。但是当汉元帝刘奭即位的时候,第四股势力——宦官——又掺和进来,再加上皇权变弱,西汉立马进入衰亡快车道,让外戚给亡了。

东汉。光武帝刘秀一生几无瑕疵,但是,他看到了西汉相权对皇权的干涉和牵制,于是果断削弱文官集团的势力。他忽略了一件事情:这种局面需要一个强悍的皇权来压制和掌控,他和儿子汉明帝刘庄都具备这种能力,其他人就不好说了。结果也没出意外,从第三代起,皇帝非弱即幼,外戚和宦官开始轮流坐庄,帝国也亡在了这两伙人手里。

大明。在传统史观中,明朝亡于阉患,尤其是九千九百岁魏忠贤罪大恶极罪无可赦。但是,这种观点极其幼稚而且错误。在政治斗争中没有好坏,只有对错。魏忠贤是很坏,但他却是皇帝的忠实拥趸,能帮着皇帝实现某些决策;而大名鼎鼎的“东林党”呢,他们也不是什么好鸟,正是他们代表着帝国东南地区工商业集团的利益,不仅在政治上与皇权对峙,在经济上更是抗捐抗税。魏忠贤在的时候,皇权还能联合宦权与文官集团抗衡,崇祯皇帝看似大义凛然的“拨乱反正”却恰恰破坏了这种平衡。魏忠贤死后,崇祯皇帝眼巴巴地看着文官集团这群“正人君子”们党争、扯皮、推诿,就是不为帝国分忧。所以,崇祯自挂煤山的时候,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:大臣个个可杀。

曹丕厚此薄彼,破坏的正是曹魏政权的政治平衡。

尾言。司马氏篡曹后,充分借鉴曹氏无宗室夹辅的血腥教训,不仅广封宗室,而且各宗室王在辖区内均拥有独立的人事任免、募兵以及财政大权——这就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,权力急剧膨胀的宗室王在司马炎死后,立即因为皇权之争引发了历史上最为严重的一场皇族内乱:八王之乱,更导致了中原大地最大规模的一次异族入侵(五胡乱华),不仅西晋亡国,更给中原文明带来了一场持续三百多年的深重灾难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