文学断代,文学政治化,可能是原因之一。

真正的一种意见是,文学也好,音乐也罢,是为人的内心服务,它是脱离于一切既有目的和意识形态的。比如肖斯塔科维奇的音乐,总是被冠以这样那样的外衣,实际上他不过是一个理想大于现实的艺术家,永远只为内心而活。

试问当今作家,谁为内心而活。谁为写作而写作?

这也许就是中国文学不出大师级人物的原因。原来以为余华和刘震云可能是,很可惜,2位同志让人失望了。

若论现代文学源流,中国起步也晚。这片土壤(有一种观点说,中国的封建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,中间没有过度,有争议)不诞生现代文学,因为各方面条件不是很具备,试看近200年之美国(都说老美肤浅),诞生了多少世界级的文学大师,纳撒尼尔霍桑,海明威,威廉福克纳,亨利米勒,菲茨杰拉德等等。

上文观念很肤浅,更不深刻,困啦,兄台随意看看可也。

在中国文学史上,从古至今有哪些文体和流派?

中国文学史,是一部漫长而辉煌的历史,五千年古国盛衰兴亡的风云在其中舒卷;是中华文明最值得自豪的瑰宝。悠久的中国文学史分为前后两个时期,应称前时期为“古代”,后时期为“近代”,“古代”为中国文学发生以后不断的发展,形成中国的传统文学,而使其传统文学发展到其顶点的时期,就是中国文学最光荣的时期。“近代”为中国的传统文学受某种势力的压力,失去自己的传统,不能再向上发展,由其顶点日趋下坡的时期。这是中国文学史上非常分明而极重要的事实。

中国文学起源于生产劳动。它的产生一直要追溯至人类生活的最原始阶段。原始人在生产劳动的过程中,由于筋力的张弛和工具动用的配合,自然地发生劳动的呼声。这种呼声具有一定的规律之后,就产生了节奏。这种简单的节奏就是音乐,舞蹈的节拍和诗歌韵律的起源。

在远古时代的村落中,每当春天到来,准备开始农耕之际,为了祈求丰盛的收成,要举行祭祀之类的活动。秋天收获之后,也要举行类似的活动、仪式,从中便产生了歌谣,这些歌谣就成了中国文学的源泉之一。

原始的神话传说和歌谣,在人们口头代代流传,经过漫长的时间,才用文字记下一鳞半爪。由于 时间久远口耳相传导致变异,后世见诸文字记载的原始文学很难说是其原貌。这些远古歌谣和神话,我们称之为传说时期的文学。

远古时期的歌谣和神话传说,在古籍中时有记载。据说是神农时代出现的《蜡辞》云:“土,反其宅!水,归其壑!昆虫,毋作!草本,归其泽!”(《礼记·郊特牲》)这大约是一首农事祭歌。至于传说为尧舜时期的《击壤歌》、《康衢谣》、《卿云歌》、《尧戒》、《赓歌》、 《南风歌》等,从其思想内容和 语词来看,显然都是后人的伪托。倒是有些简单质朴的韵语,可能是原始歌谣的 遗留。如《吴越春秋》卷九所载的《弹歌》:“断竹,续竹,飞土,逐宍。 (宍古肉字)”反映的是原始人制造弹弓和狩猎的过程,语言古朴,但已经具有韵律,显然是一首十分古老的歌谣。《吕氏春秋·音初篇》所载禹时涂山氏之女所歌的“候人兮猗”,虽只有一句,却是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比较可信的夏代诗歌的遗文。属于远古时期的神话传说,反映了生产力水平很低的情况下,先 民对自然和社会的认识。后来的文字记录大多是片断零散的,有些已经被后人改造,中国神话的原始形态并没有很好地保存下来。

文字产生以后,中国文学才脱离了传说时期。文字的出现,是社会文明的标志之一。汉字的起源,历来有若干推断,至今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。随着甲卜辞及殷商青铜器的不断出土,探讨上古文学有了可信的资料。甲骨文字和部 分青铜器上的铭文,是现在所知最古的文字。甲骨文代表的商代晚期文字,已经发展为相当成熟的文字系统。甲骨卜辞文句简朴形式单一,仅有少量的记事文字; 商代中期的青铜器铭文也只有两三字,直到商代晚期,铭文仍很简单。

然而甲骨文和金文的产生却具有重大的历史文化意义,为口耳相传的文学发展成为书面文 学提供了条件,标志着中国书面文学的萌芽。西周末年至春秋时期,出现了一些 较长的钟鼎铭文,这表明具有文学因素的文本出现了。从此,文学的各种形式在 语言文字的不断成熟过程中分途发展。

诗歌是最古老的文学形式之一。中国最初的诗歌是和音乐、舞蹈结合在一起 的,这在我国古籍中有明确的记载。《吕氏春秋·古乐》云:“昔葛天氏之乐, 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阕:一曰载民,二曰玄鸟,三曰遂草木,四曰奋五谷,五曰敬天常,六曰达帝功,七曰依地德,八曰总万物之极。”“葛天氏”应是传说时期的一个部落酋长。这八阕可能是现在所知的最古的一套乐曲,有歌有舞,歌辞已经无可稽考,舞容极其简单,仅三人手持牛尾,边舞边唱。其内容从八阕乐曲的题目来推测,“载民”是歌唱始祖;“玄鸟”即燕子,可能是本部落的图腾;“遂草木”歌唱草木茂盛;

金文

“奋五谷”歌唱五谷生长;“敬天常”即遵循自然法 则;“达帝功”以下反映了原始人的宗教信仰。这套乐曲体现了上古时代诗、乐、 舞一体的原始形态。

诗歌和音乐、舞蹈相互结合的形式,在文字已经成熟并广泛用于文献记录以后,还存在了相当长的一段时期。如《诗经》中的作品都是乐歌,而其中的颂诗, 是祭祀时用的歌舞曲。约在春秋以后,诗歌从乐舞中逐步分化独立出来,专向文学意义和节奏韵律方向发展。

分期

中国文学史可以分成上古期、中古期、近古期。三古之分,是中国文学史大的时代断限。在三古之内,又可以细分为七段。

三古、七段的具体划分如下:

上古期:先秦两汉(公元3世纪以前)

第一段:先秦

第二段:秦汉

中古期:魏晋至明中叶(公元3世纪至16世纪)

中国文学史

第三段:魏晋至唐中叶(天宝末)

第四段:唐中叶至南宋末

第五段:元初至明中叶(正德末)

近古期:明中叶至“五四”运动(公元16世纪至20世纪初期)

第六段:明嘉靖初至鸦片战争(1840)

第七段:鸦片战争至“五四”运动(1919)

上古期

上古期的第一段是先秦文学。在这个阶段,文学的创作主体经历了由群体到 个体的演变,《诗经》里的诗歌大都是群体的歌唱,从那时到中国文学史上第一 位诗人屈原出现,经过了数百年之久。上古巫史不分,史从巫中分化出来专门从 事人事的记录,这是一大进步。而士的兴起与活跃,对文学的发展又起了关键性 的作用。先秦文学的形态,一方面是文史哲不分,另一方面是诗乐舞结合,这种 混沌的状态成为先秦的一大景观。所谓文史哲不分,是就散文这个领域而言,在 讲先秦散文时我们无法排除《尚书》、《左传》、《国语》、《战国策》等历史 著作,也无法排除《周易》、《老子》、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、《庄子》等哲学 著作,那时还没有纯文学的散文。至于诗歌,最初是和音乐

先秦文学

、舞蹈结合在一起的, 《吕氏春秋》里记载的葛天氏之乐,以及《尚书·尧曲》里记载的“击石拊石, 百兽率舞”,都是例证。《诗经》、《楚辞》中的许多诗歌也和乐舞有很大关系。 风、雅颂的重要区别就是音乐的不同,据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,《诗》三百五篇 都可以和乐歌唱。《楚辞》中的《九歌》是用于佘祀的与乐舞配合的歌曲。

上古时期的第二段是秦汉文学。秦汉文学出现了不同于先秦文学的一些新的特点。首先是创作主体的处境有了变化,战国时代游说于列国之间的士,聚集到统一低过的皇帝或者诸侯王周围,形成若干作家群体,他们以歌功颂德或讽刺喻谲谏为己任。如武帝时期的司马相如、东方朔,吴王门下的枚乘、邹阳。这些“言语侍从之臣”正好成为大赋这种汉代新兴文体的作者。与汉代大一统的政治局面相适应,汉代文学失去了先秦文学的生动活泼与多姿多彩,而形成格式化的、凝重板滞的风格。然而,对于中国诗歌来说,汉代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朝代。《诗经》那种四言的躯壳到汉代已经僵化了,楚辞的形式转化为赋,汉代乐府民歌却以一种新的姿态、新的活力,先是在民间继而在文人中显示了不可抗拒的力量,并由此酝酿出中国诗歌的新节奏、新形式,这就是历史不衰的“五七言体”。

中古期

中古期从魏晋开始,经过南北朝、隋唐五代、宋元,到明朝中叶为止。

中古期的第一段从魏晋到唐中叶。这是五七言古体诗繁荣发展并达到鼎盛的 阶段,也是五七言近体诗兴起、定型并达到鼎盛的阶段。诗,占据着文坛的主导 地位。文向诗靠拢,出现了诗化的骈文;赋向诗靠拢,出现了骈赋。从“三曹”、“七子”,经过陶渊明、谢灵运、庾信、“四杰”、陈子昂,到王维、孟浩然、高适、岑参、李白、杜甫,诗歌的流程清楚而又完整。杜甫既是这个阶段最后的一位诗人,又是开启下一阶段的最早的一位诗人,像一个里程碑矗立在文学史上。“建安风骨”和“盛唐气象”这两个诗歌的范式,先后在这个阶段的头尾确立起来,作为一种优秀的

中古期文字

传统,成为后代诗人追慕的极致。这又是一个文学创作趋于个性化的阶段,作家独特的人格与风格得以充分展现。陶渊明、李白、杜甫,他们的成就都带着鲜明的个性。此外,这个阶段的文学创作,宫廷起着核心的作用,以宫廷为中心形成若干文学集团,文学集团内部成员之间相互切磋,提高了文学的技巧。以曹操为道的邺下文人集团在发展五言古诗方面的作用,齐梁和初唐的宫廷诗人在建立近体诗格律方面的作用,都是有力的证据。在这个阶段,玄学和佛学渗入文学,使文学呈现多姿多彩的新面貌。在儒家提倡文学的政治教化作用之外,玄学家提倡的真和自然,已成为作家的美学追求;佛教关于真与空的观念、关于心性的观念、关于境界的观念,也促进了文学观念的多样化。

中古期的第二段是从唐中叶开始的,具体地说就是以天宝末年“安史之乱” 爆发为起点,到南宋灭亡为止。唐中叶以后文学发生了一些值得注意的变化:韩、柳所提倡的古文引起文学语言和文体的改革,宋代的欧阳修等人继续韩、柳的道路,完成了这次改革。由唐宋八大家共同实现的改革,确定了此后的文学语言和文体模式,一直到“五四”才打破。诗歌经过盛唐的高潮之后面临着盛极难继的局面,诗人们纷纷另辟蹊径,经过白居易、韩愈、李贺、李商隐等中晚唐诗人的努力,到了宋代终于寻到了另一条道路。就宋诗与唐中叶以后诗歌的延续性而言,有这样两点值得注意:由中晚唐诗人开始,注重日常生活的描写,与日常生活相关的人文意象明显增多,到了宋代这已成为一种普遍的风气;由杜甫、白居易开创的反映民生疾苦积极参与政治的传统,以及深沉的忧患意识,在晚唐一度减弱,到了宋代又普遍地得到加强。就宋代出现的新趋势而言,诗人与学者身份合一, 议论成分增加,以及化俗为雅的美学追求,也很值得注意。作为宋诗的代表人物, 黄庭坚与江西诗派具有比较明确的创作主张与艺术特色。苏轼、杨万里、范成大、 陆游等也各以其自身的特点,与江西诗派共同构成有别于唐音的宋调。唐中叶以后曲子词迅速兴盛起来,经过五代词人温庭筠、李煜等人之手,到了宋代遂蔚为大观,并成为宋代文学的代表。柳永、苏轼、周邦彦、李清照、辛弃疾、姜夔等 人的名字也就永远镌刻在词史上了。唐中叶以后传奇的兴盛,标志着中国小说进入成熟的阶段;而在城市文化背景下,唐代“市人小说”的兴起,宋代“说话”的兴盛,则是这个阶段内文学的新发展。

中古期的第三段从元代开始,延续到明代中叶。从元代开始叙事文学占据了 文坛的主导地位,这是具有重大意义的。从此,文学的对象更多地从案头的读者 转向勾栏瓦舍里的听众和观众。文学的传媒不仅是写在纸上或刻印在纸上的读物, 还包括了说唱扮演的艺术形式。儒生社会地位降低,走向社会下层从事通俗文学的创作,先是适应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学形式,继而提高这些文学形式,于是出现了关汉卿、王实甫、马致远、高明等一大批不同于正统文人的作家。元代的文学以戏曲和散曲为代表,以大都为中心的杂剧与以温州为中心的南戏,共同创造了元代文学的辉煌,而明代流行的传奇又是对元曲的继承与发展。元末明初出现了《三国志演义》、《水浒传》这两部长篇白话小说,成为这个阶段的另一标志, 它们的出现预示着一个长篇小说的时代到来了。

近古期

明嘉靖以后文学发生了划时代的变化。这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:一、随着商业经济的繁荣、市民的壮大、印刷术的普及,文人的市民化和文学创作的商 品化成为一种新的趋势;二、在王学左派的影响下,创作主体的个性高扬,并在作品 中以更加强烈的色彩表现出来;在文学作品中对人的情欲有了更多肯定的描述;三、诗文等传统的文体虽然仍有发展,但已翻不出多少新的花样。而通俗的文体显得生机勃勃,其中又以小说最富于生命力。这些通俗 文学借助日益廉价的印刷出版这个媒体,渗入社会的各个阶层,并产生了广泛的 影响。从以上各方面看来,明代中叶的确是一个文学新时代的开端。

从明嘉靖初到鸦片战争是近古期的第一段。明清易代是一个巨大的变化,特 别是对那些汉族士人的震动极其强烈,但清代初期和中期的文学创作基本上沿袭 着明代中叶以来的趋势,并没有发生巨大变化。在近古期第一段,文学集团和派 别的大量涌现以及它们之间的论争,是一种值得注意的现象。

近古期的第二段是从鸦片战争开始的。与明清易代相比,鸦片战争的炮声是 更大的一次震动。鸦片战争带来千古未有之变局,从此中国由封建社会沦为半封 建半殖民地社会。西方文化开始涌入中国这片古老的土地,而中国许多有识之士 在向西方寻求新的富国强兵之路的同时,也寻求到新的文学灵感,成为一代新的 作家,龚自珍、黄遵宪、梁启超便是这批新人的代表。与社会的变化相适应,文 学创作也发生了变化。救亡图存的意识和求新变于异邦的观念,成为文学的基调。 文学观念也发生了变化,文学被视为社会改良的工具,在国民中最易产生影响的 小说的地位得到充分肯定。

随着外国翻译作品的逐渐增多,文学的叙事技巧更新 了。报刊这种新的媒体出现了,一批新的报人兼而具有作家的身份,他们以报刊 传播其作品,写作方法也因适应报刊这种形式的需要而有所变化。在古文领域内 出现了通俗化的报刊文体,在诗歌领域里提出了“我手写我口”这样的口号。

近古期的终结,也就是中国古代文学的终结,我们仍然划定在“五四”运动 爆发的1919年。这是因为“五四”作为一次新文化运动,不仅在社会史上开 启了一个新的时期,也在文学史上开启了一个新的时期。在“五四”运动之前虽 然出现了一些带有新思想与新风格的作家,但那仍然属于古典文学的范畴。“五四”运动中涌现出来的那批作家才有了质的变化。我们既注意19世纪末以来文 坛发生的渐变,更注重“五四”这个大的开阖。“五四”阖上了中国数千年古典 文学的门,同时打开了文学的一片崭新天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