意境理论的形成并非一蹴而就。即使单就“意境”这一概念来说,在其诞生之前所经历的过程也极其复杂,正如最后被称之为婴儿的生命,在其降生之前,必须在母体里经历从最初的受精卵分裂、着床到形成桑胚体、胚层、胚芽、胚盘、胚胎的一系列复杂变化。意境的孕育、演变、发生、发展的过程,涉及的时间跨度大、牵涉的领域范围广、参与此过程的人文因素多,造成意境的沿波探源研究中.歧议难免。

首先,对意境的历史发展过程的翔分,意见不一。如刘九溯将意境说的历史发展过程分为孕育、产生与发展、形成三个时期。夏昭炎、陈铭、薛富兴等则采用四分法。“意境的发生甚为久远.延续至今,已有约3000年的历史。这3000年的历史大体可以划分为四个时期,即意境的第一个时期是孕育期、初始期,先秦至汉代,大体属于这一时期;意境的第二个时期为其自觉形成期,汉末至魏晋南北朝.则属于这一时期:意境的第三个时期,即它的成熟、鼎盛期,为唐、宋时期;第四个时期为意境的发展延续期,为元时清时期。””夏昭炎这种划分,在四分法中较为合理。陈铭把意境的历史分为奠基期、衍化期、成熟期、深化期,具体的命名虽然不一,但对应的时段与特征大致与夏说一致。吴建民认为:明清时意境论已经完成成熟,不但诗论中广泛运用,而且词论、文论、画论甚至小说戏剧理论中亦常见。到王国维,对历史漫长的意境论作了系统性的理论总结。””薛富兴则认为意境诞生于唐代,此前为哲学奠基期、美学准备期,宋为意境的巩固期,明清则是意境的最后完成期,意境终结于王国维,可谓别是一说。

其次,对于意境诞生的时间、确立的标志,说法不一。刘九洲视“诗言志”的观点为意境说的先河,他又认为意境概念的提出是意境说产生的标志。张皓认为最早将“人境”与“意境”联系起来的是东晋诗人陶渊睨,陶也是发现审美境界的先觉者,陶诗“结庐在人境,而无乍马喧。⋯⋯此中有真意,欲辩己忘言。”(《饮酒》)诗中不仅创造了“采菊东篱”的意境,而且提到了“意”与“境”的概念,成为“意境”说的先导。叶朗则认为“境”作为美学范畴的提出,标志着意境说的诞生。夏昭炎对东周时代青铜莲鹤方壶等艺术作品的结构形态以及《诗经》里的一些篇章进行了荚学分析后得出结论:先秦的诗歌、音乐、工艺美术等领域已经有了具相当魅力的意境,他对意境的出现与意境理论的出现进行了区分,此举很有必要,因为学界确有一 部分人对此不加区分。作为艺术形态的“意境”的出现,与作为概念的“意境”的提出,以及作为学说或理论的“意境”的确立,并非同一层面的问题。

再次,中国古代文艺观点、学说,往往与哲思、政治、宗法、人伦、地域、门类等因素纠结在一起,导致概念范畴模糊、矛盾难免,这一方面给后人留下了许多诠释的空间,另一方面也造成后续的研究分歧丛生。意境探源中,有强调儒道佛的共同影响.如张文勋认为:“儒遵佛三家的学说的相互渗透和交融,是意境理论形成的主要来源。”有侧重于佛教禅宗的,如张节末主张从佛学背景考察境界一意境的源源,他认为:“意境之意,与其说是害意之辩之意或者意象之意,还不如说是与六根中意根相对的思虑之意,而第六根即是依意根

起作用而形成的意识。”加上各个时代对于与意境相近的概念如“境”“境界”“境象”“意象”“意趣⋯气象“‘象外”“言外”“味外⋯情景”“情理”等概念、范畴之间的互释互引、混用化用,导致枝节蔓延错综,弥漫散杂,大有“剪不断,理还乱”之状。

另外,意境理论的发展并非按线性顺序因时而进,倘若按时问的前后顺序把前朝各代的众多学说观点逐条细述,或者可能落入材料堆砌的下场。或者胡子眉毛一把抓,不得要领。倘若只截取粟一时段或某一流派,又有顾此失彼之弊端。古典形态的意境说主要存在形态是诗性、智慧性、禅悟性的片言只语,与逻辑概念式的理论话语差距很大,如何对意境的源流作出历史性的梳理考辨,探讨意境的历史生成及其语义转换,是一件极为棘手的任务